把不确定性当作朋友| BetterRead
文 | 徐轶青
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
许多人向我推荐了《黑天鹅》一书作者塔勒布（NassimNicholas Taleb）的新书《反脆弱》 （Antifragile）。读完了，我把它接力推荐给所有人。
塔勒布不是学界中人，思想自由，涉猎极广。他在金融市场中摸爬滚打多年，经济独立，说起话来毫无顾忌。恰恰因为他的“民间科学家”身份，恰因为他了解现实，他能看到学者看不到的问题。
塔勒布的核心思想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：世界是不确定的，万事万物从不确定性中受益或受损。
脆弱性与反脆弱性
塔勒布对不确定性的看法接近芝加哥经济学家奈特（Frank Knight），即那种我们完全无法预见的可能性。我见过许许多多只白天鹅，以至我们认为天鹅都是白的。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只黑天鹅。我们不仅无法确知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概率，在黑天鹅出现以前，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黑天鹅。
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一起黑天鹅事件。经济学家们用复杂的模型刻划金融市场，但几乎没有人预测到危机。危机发生后，他们又对危机做出了许许多多无比复杂的解释——塔勒布说，事后诸葛亮，这是sucker才做的事情（这类辛辣的表述在书里屡见不鲜）。
但是，不确定性也未必都是坏事。人类社会的进步来自创新。创新就是人们在不断试错过程中出现的黑天鹅。以苹果的全触屏智能手机为例。在苹果推出iPhone以前，只说不做的评论家们并不知道这是未来通讯设备的发展方向。今天，一切看起来都再自然不过了。
一个系统——生物、家族、企业、社会、国家——有多么脆弱或多少稳健，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御和吸收不确定性事件带来的伤害，甚至利用不确定性带来的好处。那种极易受到不确定性伤害的特征，被称为脆弱性（fragility）； 那种从波动中获益的特征，被称为反脆弱性 （antifragility）。
脆弱的系统头顶悬着堰塞湖，不知何时会崩塌。反脆弱的系统可以从成本极低但概率极小的机会中获得极大的收益（optionality）。这就好像了买了一堆期权合约，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可以随时行权。
火鸡问题
由于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，塔勒布认为， 基于过往数据的预测常常是徒劳的。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，火鸡与养鸡人（Turkey problem）。 从火鸡的角度看，直到养鸡人把火鸡做成盘中大餐的那天，火鸡一直相信精心饲养它的养鸡人是爱它的；并且愈接近大限，火鸡愈是如此认为，因为不断累积的数据一边倒地指向这种看法。
火鸡的故事意味深长。如果一个体系缺乏没有反脆弱的组织结构，仅仅想依靠数据和统计来抵御未来的风险是不可能的。下一个危机在过去的数据中不存在，因而无法被模型化。许多小的益处是可见的，大的损害是短期不可见的。这种危险造成的伤害，要远远大于累积的小收益。
塔勒布认为，要区分可预测的物理领域或不可预测的社会、经济领域，认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黑天鹅区域（black swan domain），统计派不上大用场。我不完全同意。统计有多大用处，不仅要看问题所在的领域，还要看决策的分散程度。决策愈分散愈独立（如投票行为），宏观结果预测起来就愈容易。反之，决策愈集中互动愈多（如足球赛和战争），预测起来就愈困难。
小而美与道法自然
那么，如何才能规避脆弱性，获得反脆弱性呢？虽然塔勒布在书并没有提到过中国哲学家，但他似乎是老子的信徒。他相信小则美，相信道法自然。
构成体系的单位小，则决策分散。错误会发生，但是一个细胞的死亡不至于威胁整个机体，而且可以给其他细胞提供预警。不仅如此，分散决策大大加速试错的过程，成功的经验可以迅速惠及整个体系。我们对这个逻辑并不漠生。许多年前，几位中国经济学家就以此逻辑（他们称为M-form和U-form）解释为何经济转型在中国成功、在俄国不尽人意。
不过，塔勒布忽略了分权的缺陷。分散的决策机制，常常导致公共品供给不足。伴随着市场扩展发生的分工的深化，必然意味着各个分散单元之间的协调机制日益重要。塔勒布批评政府的规制和干预，以及联储控制货币借给，而这些干预和制度，在一定程度是为了适应复杂的现代经济体系而出现的。
塔勒布还相信，经过长期演化过程筛选的器物、制度、传统往往具有反脆弱性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大浪淘沙，那些脆弱的事物经不起不确定性的冲击，在历史长河中被抛弃了。他并不反感新科技。他只是认为，大部分新兴事物经不起历史的考验。越久远的技术越稳健，这是一个简单的统计规律。
塔勒布认为，现代社会面临的巨大困境是其日益丧失反脆弱性。从个人到国家，无不如此。在个人层面，现代人用健身房，却极少接触真正的大自然；大量使用抗生素，以实际行动培育抗药性病原。在国家层面，全球经济一体化将世界经济联为一体，加上各国政府的干预倾向，系统性风险显著增加。
他有明显的崇古倾向，但并不盲目。他认为，人类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，必须经过大量的经验事实的验证，不能仅仅靠拍脑瓜想出一些理论了事。许多事情和安排，我们不理解其中的逻辑，但未必是错的。恰恰是人类天真的理性主义，使现代世界变得愈发脆弱。这种想法与诺奖得主弗农·史密斯（Vernon Smith）的看法类似，后者对“建构理性”与“演化理性”做了区分。
塔勒布批评医生们有过度干预的倾向，而许多医疗实践缺少经验证据的支持。他也绝不是“中医粉”，因为他认为传统医学最大的问题就是疗效不可验证。在欧洲，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原属于不同行业，前者的工作因为受到经验证据的直接检验，因而更稳健。
“脆弱”的社会科学
医学还算好，在塔勒布眼中，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不仅是fragilist（“脆弱人”），而且是sucker。他们发明的理论常与经验证据脱离，预测能力差。更要命的是，他常常言不由衷，为生计讨好审稿人或听众。
他的矛头之下，首当其充的是经济学家。经济学家的第一宗“罪”，是发明了大量对现实缺乏预测能力的理论。他们满足于获得同行和媒体的认可，却屡屡对经验事实（如市场中交易员的行为模式）和重大的黑天鹅事件（如08年的金融危机）视而不见。
他嘲笑说，“理论和现实，在理论上，是一样的；理论和现实，在现实中，是不一样的。”
塔勒布的批评有过激的地方。许多经济学模型，看上去像寓言，却为理解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洞见。塔勒布本人不断提到的代理人问题和机制设计，就是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。另一方面，许多经济学家早已意识到塔勒布指出的问题，而转向了行为经济学。当然，学科发展的惯性依然不小。
经济学家犯的第二宗“罪”，是为说的话和提出的政策负责。因为模型的预测能力有限，并且经济学家关心社会运行的机制，经济学家做得更多的，是在事后对经济现象做出解释。我的一位经济学老师曾对我们说，他的物理学家朋友曾用一句话描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差异——“火箭是要上天的。”这句话对他触动极大。
塔勒布对经济学家的两宗罪大为光火。他认为这种光说不练的态度，是将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（downside）转嫁给别人，而把正面影响（upside）留给自己。这种行为类似华尔街的银行家，市场好时挣得盆满钵满；市场不好时即使投资人的钱亏尽了，也不过拍拍屁股走人。
塔勒布嘲笑说，如果本人不必在战场上冒险，却把别人家的儿女送上战场，是极不负责任的。如果评论者本人完全没有暴露在风险中，就不要发表评论，因为那些评论不过是伪善的cheap talk。
塔勒布的批评可能略微过激了，毕竟每个人的角色不同。但他指出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里非常突出。即便在今天，跑一个统计回归然后开始编故事发文章，在社会科学里是家常便饭。
要回应他的批评，社会科学家可以做两件事。
第一、在预测的过程更加遵守原则。若以样本外预测（out-of-sample prediction）来评估模型的有效性，塔勒布指出的统计方法上的大部分问题可以被避免。 不过像黑天鹅这样的稀有事件，预测起来总是很困难的。
第二、社会科学家应当关心和珍惜自己的在学界和工业界声誉。应有机构或个人对学者的评论记录做相应统计。如果北京大学发布的朗润预测，就记录了多家机构过往的预测记录，谁预测得好、谁预测得坏，看一下记录就一目了然了。
BetterRead：这篇文章标题取法李笑来的《把时间当作朋友》。李笑来精研自我管理，终身学习，这两年还抽空成了比特币大王，推荐关注他的公号“学习学习再学习”，内容如其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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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tifragile: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
by Nassim Nicholas Tale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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